我们签署者相信，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教育体制正在再生产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导致了极度的不公正并且最终会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我们坚定地支持新型的教育理念、呼吁公平和新型的教育系统，以支持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改变，去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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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相互关联的各类全球危机正将人类和地球推到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全面崩溃的局面。这些危机是我们当前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结构性不平等、执法暴力、种族压迫、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加速中的气候混乱、以及持续的战争威胁；这些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以及军事主义所推动的。我们必须抓住这个特有的历史时刻来重新展望教育，把大刀阔斧改变公共教育来作为一个深化改革的起始点，推动建立人类团结和合作，终结种族压迫、父权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拒绝那种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创建“人力资本”的观念；我们认为，教育应该优先建立可再生生态系统，以及促进对当前世界和未来人类更进一步的社会公正。这需要我们建立公正的教育系统，而这只是我们要达到的更广泛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在其他一些领域，特别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我们也需要建立更公正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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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新的社会契约过程中，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新的社会契约需要服务于多数人的集体利益，而非满足绝少数人的私利。人类历史反映着由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复杂而紧密联系的一系列社会过渡阶段：从农耕社会到工业化时代，从殖民征服，独裁统治，后殖民阶段，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以及数字革命，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监视资本主义与国家安全被操控于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共谋。每一个新统治阶级都籍以生产出一种意识形态来使其统治地位永久化，把它所创造出来的各种不平等正当化，并且在社会上培育出一种悲观意识，认为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几乎一如既往地依靠建立相应的教育体系来强化等级观念和僵化的二元对立概念，即利用 人/非人，男/女，心理/身体，世俗/宗教，优等/劣等，城市/农村，我者/他者这些二元对立概念去使得侵略合法化，使得对自然和一切生灵的掠夺合法化。在全球化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迁徙所导致的冲突和气候变化中，当代的独裁者、本土主义者、父权制以及带着殖民心态的民粹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涌现出来，使得各种二元对立变得更加尖锐，他们通过挑起人们对社会的不安全感来使自己的掌控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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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塑造出来的，这种意识形态讲求效率、投资回报率、个人选择、竞争以及经济增长。这种意识形态给予了富裕的跨国企业以及亿万富翁们无节制的权力来重塑全球经济和国家政治系统。这种操控延伸到对自然的掠夺性的、以碳化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导致了无节制的消费和对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下，教育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充当了强化和正当化社会不平等、社会隔离以及社会分层的角色。然而，教育在反映着当下流行的各类意识霸权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产生争议的关键场域。独裁国家很清楚地明白教育可以是一股变革的力量，所以迅速地在利用教育来作为其确保其公民服从与接受控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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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是，对于许多儿童和青年人来说，世界是黯淡而无希望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教育越来越由竞争的市场来组织，这种市场竞争加剧种族、阶级以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在这种教育中，私有化教育的提供者、承包商、以及师生无不在这其中竞争，他们都被成本效益和标准化考试来排出优劣高低。这种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依靠紧缩公共预算来完成，强调量化成果，强调人力资本形成，提高经济回报率以及以金钱为衡量的价值。这种教育模式强化个人杰出论、种族偏见、白人至上主义； 它贬损差异，使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合法化；它同时高度强调个人主义，未加控制的经济增长，人们对商业广告用词不加批判地接受，以及服从独裁统治。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一种奇怪的矛盾，那就是当今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有最多人接受教育的同时，人类却正在以一种集体自杀式的、生态灭绝式的行为在导致地球生物系统的生态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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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于公民社会和教育工会共同持续的倡导，使得全民都有权利受到教育这一种理念深入人心，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为全民提供教育的树立了目标。结果是义务教育拓展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每天几乎有两亿儿童在参与义务教育。大多数家庭如今认同八到十二年的教育对他们孩子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政府也认为为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公立教育是一项适宜的公共政策。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全民教育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市场基础论已造成了更广泛的结构不公正，这使得公共领域的支出持续不足，所有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也被贬损为“无效”和“浪费”。结果则是，教育资金一直以来严重不足，亟需更多资金，这些资金的可能来源包括国家政府以及双边或多边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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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经费短缺，政府总是能够找到钱来花费在军事、警察、安全和监控、以及企业福利上。在面对这种意识形态时，我们必须揭露经费匮乏是一种借口，以及经济紧缩的必要性言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其目的是推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议程。尽管设立教育上的开支目标是一个全球共识，即政府要将预算的20%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6% 投放在教育上，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目标。国际社会承诺了许多年，说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 投放在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援助项目上，然而实际上很多政府分配的仅是这承诺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所有这些目标其实都远远低估了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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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去战胜这些论点。问题不仅仅在于资金方面。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都是新殖民主义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推崇新自由主义、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系列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影响教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方面扮演着极大的角色。在支持教育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但没有支持而恰恰是限制许多国家在雇佣教师以及其他公共领域雇员方面的支出。世界银行假装是一个以研究为基础、提供客观建议的机构，但事实上在过去四十年中，世行将它的各类建议基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开一个新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考虑对这些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进行大规模检视和整顿，现在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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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吁深刻的改变。所有政府必须建立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免费公立教育，这种教育使得我们用批判性、参与式以及民主式的方式重新评估我们在世界中如何思考和如何共同行动。为了保证教育作为人权的理念得到实施，我们必须充分资助公立教育体系，通过国家和全球性的累进制、再分配式的税收系统来持续提供资金，且需要来自国际社会无附加条件地支援。学校的课程必须积极抵抗把学生培育成为顺从的消费者的隐性目标，因为这种教育正在促使全球变暖以及气候灾害的发生。教育必须扎根于社群中，与学生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并且推广诸如反种族主义、性别平等、团结、社会凝聚力、共情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个人价值实现、和平、生态保护、以及加强民主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教师们需要有职业自治、有质量的工作环境、以及通过工会或其他组织来在政策制定中有重要的发言权。同样地，学生和学生代表组织也需要在政治和教育决策制定中有他们的声音，学生和他们的组织有权利参与教育决策制定，且这种参与应该得到充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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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需要对教育进行根本的调整，以帮助改造和创建崭新的社会。这将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这新的契约中，公共开支要高于军事和国防开支，高于其他一些团体的狭隘利益，例如商业领域、教育科技公司、私立连锁学校和其他的商业教育举办者的利益。我们呼吁，要逆转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私有化的方向，将商业逻辑保持在教育与社会政策制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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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组织起来的师生群体、整个工会运动、以及一些民主的以社群为基础的机构来吸取我们的斗争经验和教训，这其中包括少数族裔和移民和难民联合会，以及独立的媒体、组织和专业人士们。 在目前我们共同生存的，共不完美的现实社会中， 我们有着推动公平正义的相同承诺。这些团体已经发展出了一些促进教育公正的新型举措，包括一些学校和非正式教育项目，这些学校和项目正在支持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土著民和黑人主权，去殖民化, “黑人的命也重要” 运动，以及废奴运动和批判性的教育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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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公正依赖于在以下四个方面中促进与公正相关的目标：

​1. 社会公正—我们要构建支持平等的、变革的、和生长的教育。教育系统需要重整方向来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状，支持种族公正、性别公正、残障公正，培养包容的模式，提倡教学中的集体合作，驱动教育和社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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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公正—我们要学会怎样在地球上可再持续地生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绿色新契约和相应的公立教育系统，需要教导对人类自然生态的尊重和保护，以促使在当前以及未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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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公正—在经济体系中，我们要重建教育资助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经济系统必须立足在促进人人平等，机会分享上，而不是在利润的获取上；教育要满足所有人的实际需求。此次全球疫情大流行标记着我们从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时代，转变到人们在职场中能够民主参与决策等方面的时代； 我们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推进再分配经济转变，优先累进制税收和开支，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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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公正—我们要重新框架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我们需要远离专制独裁和排外的民粹主义。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团结，培养国际合作，加深全球跨领域的草根运动。我们需要在地方、国家以及全球各个层面中都发展出更加包容和参与式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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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初始想法并非在描述一个遥远的、乌托邦式的海市蜃楼图景；我们这些想法是建立在世界上许多进步团体及组织的思想和行动之上的。我们这些签署者在此籍以用这些思想帮助我们展望一种全新的教育和社会，为我们逆转和应对目前我们地球上所面临的多种严重危机提供方向。